文玩手串
秦汉时期，中国统一，采运玉石原料更为便利，新疆和阗玉大量进入中原地区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以礼器、装饰为主的儒家用玉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扶持。这时装饰玉器已经占了很大比例，主要有纯装饰意义的和具有一定实用性质的玉佩，前者如龙形佩、虎形佩及串饰、组佩等，后者则是指带钩、发笄及心形佩等饰物。但价值最高的应是圆雕和浮雕的陈设玉，这类作品发现较多，玉质优良，琢磨精细，造型新颖，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汉代玉器以雄浑豪放、清逸脱俗的特有魅力令世人倾倒。
隋唐时期，人们对玉器已不再觉得神秘，大量的玉器变成王宫贵族的私家收藏，这促使当时的玉雕制品出现以珍玩、装饰为主的格局。唐代装饰玉器中较为多见的是玉步摇，这是一种金属嵌玉组合饰物，“步摇”所嵌玉片极薄，竟然还雕有精致的花鸟纹饰。另外一类是玉带，为官袍上礼仪腰带所用的玉饰，唐代有严格的用玉制度，只有皇帝、亲王和三品衣上的官员才能佩带，佩带的数量从7到13不等。等级愈高，数量也愈多。雕刻工艺在继承传统玉雕的基础上融合同时代金银细工、雕塑绘画的表现手法，并吸收中亚、西亚等地艺术，兼收并蓄，融汇贯通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。唐代玉器开始呈世俗化倾向，具体表现就是生活气息的逐渐渗入，写实性强，不掺杂有夸张色彩，这与汉代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有了明显区别。
宋代玉器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和浓厚的生活气息，造型选取日常生活中的题材进行现实主义创作，迎合社会消费心理，这是由于城镇的繁荣，商业的发展，使得市民阶层不断扩大，玉器为普通市民服务的倾向已经成为时代潮流。宋代文人书画的兴盛，许多文房用具如笔筒、笔架、砚台、镇纸等也成了玉匠们精心雕琢的对象。宋代玉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量仿古玉器的出现，宋代厚古之风盛行，出现一股尊崇古玉质朴、典雅风格的风气，这类仿古玉器多为宫廷作品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明代学者高濂盛赞“宋工制玉，发古之巧，行后之拙，无奈宋人焉”。宋代的镂雕法被广泛应用，在形制和纹饰上讲究对称均衡，在图案化的形体上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。
元代玉器沿着宋代开创的世俗化、装饰化方向发展，技艺更加成熟，作品也融入了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格。现存于北京北海公园前团城上的玉瓮“渎山大玉海”，是一件大酒具，高70cm，最大周长493cm，重达3500公斤，可储酒30余石。外壁浮雕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翻腾于惊涛骇浪中的众多鱼兽。整件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和神秘感。
明代，世俗化、装饰化成了玉雕的主流，玉器皿是明代艺术价值较高的一类玉器。明代器皿古色古香，极富特色，种类有玉杯、壶、盒、樽等。其中以形制各异、造型奇特的玉杯最具特色。明代的像生玉器发现较多，种类较杂，大小悬殊，一般来说，大的为陈设玉，小的充当玩赏物或配饰部件。玉带在明代发展到顶峰，已成为官场礼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结构与唐基本一致，不同的带数和纹饰表示佩戴者的不同身份。在明代，只有皇帝、皇后、嫔妃、太子、亲王、郡王、公、侯、驸马、伯及文武一品官才有资格使用玉带。明代以玉为饰风气盛行，从坠饰、串饰到佩是应有尽有，种类繁多，组合复杂，其中玉组佩饰最为发达。佩玉原为古代士大夫标榜清白的饰物，在明代则称为官吏冠服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玉质小型饰物如带钩、钗、簪、坠饰等发现较多，其中尤以钗和簪最为精致。实用玉器如笔管、笔架、砚台等文房用具也相当普遍。
明代镂雕技术相当发达且运用广泛，开创出“花上压花”的技法——在平面片状的玉料上能雕出上下两层不同的图案，恰到好处的把握好表面和内部的完美和谐。明代玉器的蓬勃发展首先归功于工匠地位的上升。其次是琢玉工具的革新，据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，明代玉匠已普遍使用“水凳”，即由传统的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倚坐于凳上，以双手控制旋砣，以双脚踩动踏板转动皮带，从而使旋砣来回旋转琢玉成器。这一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，是琢玉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。第三是玉器生产地的形成与发展，其中又以苏州专诸巷最为闻名，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：“良工虽集京师，工巧则推苏郡”。
中国玉器的发展在清代进入了巅峰时期，其中玉器皿、陈设玉最为显著，涌现一批颇具仿生、仿建筑题材的作品，仿动物的题材多为龙、凤、麒麟、辟邪等，造型富于想象，善于扑捉动物瞬间的神态；仿植物的造型在乾隆时期最为普遍，一般杯、碗、盘多琢成荷花、海棠、贝叶等花型，花插则琢成松桩、梅桩、竹筒等形状，极具古朴苍劲之感。
仿建筑的是将传统的建筑形式应用到玉雕艺术中，大大增强了玉器的艺术表现力，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。以玉为饰在清代也极为普遍，从头饰中的笄、钗到身上佩饰、串饰、腕饰以至于金、银、铜、竹、漆、木器上的嵌饰，种类繁多。
玉制的文玩用具在清宫玉器中也占有一定地位，这类器物造型丰富，尤以古朴典雅的文房用具最有代表性。乾隆时期，玉料充足，技艺成熟，出现了以玉山子为代表的大型玉雕作品。这些玉山子形体庞大，重量多有千斤以上，其图案均以立雕山水为主，其间缀以人物、建筑、车船等。著名的玉山子如《大禹治水图》。
乾隆时除了制作中国传统玉器外，还引进和仿制了外域的玉质艺术品，其中最著名的是痕都斯坦玉。痕都斯坦玉器其实就是回教玉器或伊斯兰玉器。痕都斯坦这一地名便是由乾隆帝亲自考订，清代痕都斯坦位于印度北部，包括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西部，其玉材多为南疆的和田玉、叶尔羌角闪石玉。痕都斯坦玉匠喜用纯色的玉材雕琢，即一器一色，尤多选用白玉或青白玉，透明晶莹。
这与中国传统玉器的留玉皮或杂色玉雕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当地人相信玉做的食具可以避毒，故一般多为实用的碗、杯、洗、盘、壶等饮食器皿，不见中国玉器中常见的礼玉和佩玉。这些玉器的装饰很有当地文化特点，有些在器壁上镶嵌金、银细丝及红、绿、黄、蓝等各色宝石或玻璃；花纹装饰多为植物花叶，以莨苕、西番莲和铁线莲为主；用异色宝石嵌现动物眼睛等。除了这些装饰手法，还采用水磨技术，胎体透薄，有“西昆玉工巧无比，水磨磨玉薄如纸”之说。
目前我们所见清宫所藏痕都斯坦旧玉有两种，一种为当年输入，另一种系宫内工匠仿制，称“西番作”。清乾隆时，内务府设立了专门仿制痕都斯坦玉的作坊，苏州的专诸坊也有仿制。
这些“西番作”玉器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复制痕都斯坦玉，而是吸取其造型别致、花纹流畅、胎体透薄的优点，结合中国工艺的传统方法，创造出带有西番风格的玉器。这些中西结合的玉器直接影响了中国玉器的制作风格，近现代玉器炉瓶大多造型是中式的，而装饰纹样是西式的，犹如中西结合的民国家具，正说明了痕都斯坦玉的影响力。
清代玉材以新疆与为主，常见的有青玉、白玉，在清后期，翡翠由于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极力推崇，上升到玉料的最高地位，被誉为玉石之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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